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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何休认为所传闻之世，世道衰乱，所以，要将重心放在中国。

是刘歆串入的文字，理由之一是至人无梦 ——这理由恐怕不大充分，我们宁可信古人的说法。《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于是，有了表彰《大学》之举——同样是程颐说： 《大学》，孔子之遗言也。汉博士之言如《大传》，特以发明《王制》而已，岂可与《王制》相比？精粹完备，统宗子纬，鲁齐博士皆依附其说，绝非汉人所作。（《二程集》，前揭，页1204） 康子把《王制》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单独成篇，很可能是有意接续宋儒： 《王制》之法，经世条备。（《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引自吴仰湘前揭书，页113） 皮锡瑞说这话差不多恰好在一百年前——从百年后的今天来看，我们离这企望还差得远——如果不是越来越远的话：西法尚未搞通，其理尚未究明，中国的王制却也已然荒忽，惶论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

不可行有两义，要么，因为太高超，要么，因为太低劣——在太炎先生眼里，《王制》所讲的那些个法制当属后者：连古代（无论正反两面）的大政治家们都羞于提到或公开讲出来，怎么可以把这样的立法书说成孔子所作？——当然，人们也可以问，倘若如此，何以自汉以来那么多的聪明人没有看出《王制》法品的低劣？难道汉博士的心智真的不如太炎？太炎的确如此以为（余以为《王制》、《昏义》、《书大传》、《春秋繁露》，皆不达政体者为之。（《古学考》1，见《廖平选集》，前揭，页115） 我们挑选了皮锡瑞的《王制笺》（而非廖平着）作笺。中国的一些人因为孔子不谈论神而否认孔子是教主，主要是受了日文误用汉字的影响。

金观涛等学者认为，在近代国家观念传入之后，中国人认识到国家为一道德共同体观念是可以和儒家伦理分离的。康有为提出中西会通，就是要给西式学堂争取生存空间。则二三十年后，经必绝于天下。再次，孔教和共和政体的关系。

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无论是汉代之后的察举制度，还是隋唐之后日渐完善的科举制度，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官方的学校、书院，还是私立的书院和私塾，基本上都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或延伸。[9][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孔教会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4。

而中国日言兴学，皆未及二者也，此所以见其弊而不见其利也。而在清末新政的所有措施中，真正得到落实的就是1905年对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因此，康有为的改革并没有使儒家走出困境，反而进一步促使儒家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而在现代性的潮流中无所适从。在这次上书中，他甚至提出了赴海外传布孔教的设想。

二是诸如复辟等偶发的政治事件。康有为试图调和儒家教化和现代教育体系之间的矛盾，但在新学堂建立之后，儒家被知识化，被肢解于现代的各种学科之中，特别是经学解体之后，儒家的价值合法性无从保证。我们国家既没有西方那样的教会系统，又没有七日读经的制度，如果学校里面再禁止读经，则驱全国之儿童、国民子弟终身不知有经。[6]梁启超：《儒家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教育改革策略与他的孔教会设计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在撰写于1904年前后、出版于1908年的《物质救国论》中，康有为强调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不在于道德素养，而在于物质生产和其背后的物质之学，也就是近代科学。

[24]《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一方面，他想让儒家宗教化，以儒教的马丁·路德自任。

[8](P345－346)从这个孔教论纲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对于教的认识，经常在传统的教化和宗教之间转换，即道德和宗教的一体化。夫请立孔教为国教，非惟昧乎今之大局。于是，他们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4](P325)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开始系统地提出他的变革设想，并通过替别人写奏折和委托别人递奏折的方式向光绪皇帝陈述其改变中国落后现状、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张，而如何维护儒家思想的地位是其所有设计的关键点。在他看来，佛教能传入中国，而孔子之教没有传入印度，不是因为孔子之教不及佛教，关键是传教与不传教的差别。[3](P156)这样，儒家的教化内容除了一般的善恶之理外，也包含了科学知识。

孔子的思想与西方教主不同，孔子不能称为宗教家。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

其次，试图通过教会化的方式，将孔子树为教主，将儒家定名为含义复杂的宗教。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

一则以五洲众人所发明之精理及有益之制度与其人，使其人享受利益而有以化其恶性，去其习染而得之诈术，然后智与才力不致误用也。不独教化易成，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

因此，康有为的孔教活动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活动，而非单纯的宗教活动。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有的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导致康有为既得不到儒家内部的保守人士的支持，也得不到由新式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构成的新的知识阶层的支持。孔教大学于1923年9月开学，在成立之后发布的文告中，孔教大学激烈抨击现代教育是以国家的财力来消灭孔教，因此，孔教大学要以拨乱反正为己任。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严复等人便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指出儒家本来就是中国的国教，他们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民意的方式来为孔教的法律地位作证明：今日国体共和，以民为主，更不容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之所不敢为。

他指出：自开办至民元，十数年中……学校的方针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当今世界除亚洲还有孔子与佛、回之外，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崇信基督教，主要是因为欧洲器艺早精，舟车能驰于域外，这样的物质条件导致基督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第四，对religion与教的关系做了辨析。康有为对此感到十分忧虑，他从民国成立之后的政治混乱中，认定政治的危机来自于价值危机，而解决这些价值危机的办法就是回归儒家，手段则是将孔教定为国教。

总之，中国本不以宗教为重轻，则国教可不必立，而一言五族共和，则国教尤不可立。比如犹太人，国灭而教未亡，所以可以复兴，而墨西哥，因文化沦亡，所以只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的后代。

这个道学科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宣讲孔子教义改变风俗人心日渐衰败的状况。它既是儒家教化体系建立的一个必然要求，促成了儒家观念的有效的传播，但是也使得教育体系扁平化，而导致了对其他知识形态的形成和传播的抑制。因此，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学习现代科技知识的新学校体系，成为人们的共识。不过，现实并没有朝着康有为或者张之洞所设想的方向发展，新的教育体制在容纳新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不断侵蚀着经学的神圣性和生存空间，最终使现代学校成为解构经学意义的场所。

且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但是，将儒家之教化看做完全与神道无涉，并不符合实际，儒家传统是兼及人道和神道的复合体系，或者说，包含有现代意义上的信仰和知识。

虽然他分析了儒教（人道教）与其他宗教（神道教）的差别，但却并不影响他照搬一般宗教的教会、教规甚至传教方式来建立孔教。欧美之长，切于时用者，莫如物质。

张之洞说：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在康有为的思考中，如果说孔教问题对于他是教化与宗教的纠结，那么科举问题则是知识与信仰的分疏，意味着教育不再单纯是教化的具体化，而是学习知识的重要方面。